今天,不仅是“双十一”网络购物狂欢节,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周年。换句话说,今天有人要关心物质,也有人要照拂心灵。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就是他作品的诠释与补充。出生富裕家庭,却因为父亲在慈善医院工作而一直目睹穷人的生活;因为政治事件获罪,体验过行刑前三分钟被释放,由此认识到仅仅活着就弥足美好;在西伯利亚被流放劳动,“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所遭受到的苦难”。而他的死也充满了象征意义,1881年2月9日,他在写作时笔筒掉到地上,滚到柜子底下,他在搬柜子过程中用力过大,结果导致血管破裂而去世,葬于圣彼得堡。

这是一位在文学史上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人物,他与托尔斯泰一起达到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最高点。文学的进步,与之相随的其实就是两个简单问题,“写什么”和“怎么写”。陀氏的意义在于,在这两点上他都取得了独步一时的成就。

从“写什么”来看,他作品中的心理学深度无与伦比,这在之前的小说中是不多见的。“上帝与魔鬼搏斗,战场便在人心。”他用一种冷酷但富有同情心、悲悯但宽容的态度深入问题与混乱的根源,引导读者与内在的自己对话。

从“怎么写”来看,陀氏小说中常常充满各种声音,既有作者观点,也有从主人公到次要角色的议论与声音,甚至在同一人物的观点中,也充满了矛盾和悖论。正是通过这样一种修辞安排,早期小说中常见的那种专断而统一的声音遭到了滤除和屏蔽。学界常将这种叙事策略,称之为复调,而小说写法的不同,也带来阅读的变革。

具体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作品,他常常有一个先行的哲学观念,作品则是这一观念的文学化。用一句话来概括其代表作《罪与罚》——超人主义哲学如何让一个大学生成为一个犯罪分子。这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么,在自我观念下将对象物化,将自己不合常理的行为合理化、神圣化,大到“杀了那个令人作呕的放高利贷的老妇人”,小到如何在上班时间摸鱼、在临睡前把冰箱里那块觊觎很久的蛋糕吃掉……我们并不像我们自以为的那样了解自己,但每一个人的人生旅程的重要任务就是认识自己,将自己从自以为的模样中解放出来,以便发现我们真实的天性。这些小说、电影等艺术作品中仍在强调的重要观点,陀氏百多年前就已经告诉了我们。

陀氏的《地下室日记》,用那位随时随地都在大发雷霆的公务员揭示了我们想要追求幸福,却拥有使自己痛苦的天赋。痛苦将如影随形,并不会因为我们买了好看的包包、超大的房子、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就会消失。这在今天依然是富有深意且关键的文学命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洞察力强大到令人不安,他的小说是黑暗的、混乱的、苦难的,冗长且复杂的。那么,为什么在一个承平日久的社会环境中,我们依旧要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即使社会日趋法制化、道德化,但人类将一直面对极其复杂且麻烦的自我,人类的进步永远不会清晰明了、单线性、充满阳光。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一切,都是关于世界的“该死的”问题。自他之后,文学不再仅是“金凤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情意绵绵,也不仅是“基督山伯爵报答了恩人,惩罚了仇人”的淋漓畅快,文学变得更丰富、更驳杂却更接近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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