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胜选和上台之初，不少人曾认为美国有望回归多边主义、重启全球化进程。如今拜登执政将满一年，当前的美国真的已对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拨乱反正”、回归既往的全球化轨道了吗？恐怕并非如此。拜登政府的所做所为更像是新版的“后全球化战略”。
过去一年，世界各地对“全球化终结”的谈论呈现减少之势，这并非因为人们重拾了对美国和全球化的信心，更可能是已对全球化遭遇逆流这个现实习以为常。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的诸多内外政策安排，并没再次“入轨”既往的全球化，而更像是建立在“告别全球化”的抉择之上。之前就已强化的对华技术封锁和科技帝国主义，现在依然如故甚至还在加强；对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开始设限；高度强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将“民主”的调门提得高之又高。不久前拜登政府发起所谓的“民主峰会”，就是在拼凑阵营和制造全球分裂，它与人们真正期待的以全球化推动世界共同发展背道而驰。总体来说，尽管拜登与特朗普的政策有所区别，但也与过去几十年全球化进程中的美国对外政策明显不同。拜登正以自己的方式从既往的全球化进程中后撤。
拜登的内政选择重在修补以往全球化对美国的所谓“伤害”，而非为全球化清除障碍。一个主要表现，就是试图重新规制在全球化进程中失衡的资本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对全球化起着推动作用的大公司，已成拜登政府着重“修理”的对象，这反映在他的几项重要人事任命上。现年32岁的反垄断问题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丽娜·汗被任命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新主席，她对科技巨头长期持批评态度。同样出身哥伦比亚大学的华裔法学教授蒂姆·吴被任命为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特别助理，他的强硬反垄断立场早已为人所知。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教授索莱·奥玛洛娃一度被提名担任美国货币监理署署长，而她认为美国应该参照苏联国家银行模式。
这些任命或提名均指向过去几十年来兴盛于美国的“股东资本主义”，它们显然不是要为全球化铺路，而是对全球化造成的社会撕裂疗伤。除此之外，拜登政府还推动设置全球最低企业税，这既是建立新的全球竞争规则，也是强化对美国企业跨境活动的约束。这都表明拜登对资本运动即经济全球化实施国内国际管制的兴趣，远远高于最近几十年来的其他美国总统。他所仿效的对象可能是上世纪30年代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后者当时是在百年前的全球化浪潮进入尾声并严重撕裂美国社会之际担任起总统的。
无论拜登还是特朗普的“后全球化战略”，中国都是最大“关照”对象。特朗普以直观的国家主义立场全面从全球化中退却，他认为其他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给美国带来损失并引发问题，特别是中国沾了全球化的光。但以他为代表的一些美国政治经济精英有意无意避而不谈的一个事实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并非是因中国要求而发生，很长时期内也不是以中国为主要引擎。它是来自于美国的主动选择，并服务于美国的国内国际目标。美国曾在全球化中获得巨大利好，其中包括瓦解苏联、扩展美企全球竞争优势以及推广美式价值观。只不过近些年来，全球化对美国表现出反噬性，其主要成因是在美国陶醉于全球化巨大利好时，忘了需对资本运动予以适当规制，否则资本的无序扩张会瓦解包括美国在内任何国家的政治秩序。
在对华政策上，拜登政府启动科技帝国主义、发动意识形态进攻、建立各种新同盟以期围堵遏制中国等等，这套政策组合设计更加精细。过去很多年间，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靠中美经贸合作这根主轴维持着的。但在最近两届美国政府的主动选择和单边挑衅下，中美进入紧张博弈状态，这给那些有关全球化回归的期待蒙上了厚厚一层阴影。
需要正视的是，美国事实上仍在向着“后全球化”突进，拜登和特朗普只是以不同方式对“后全球化”时代的美国战略做出了选择。两人的选择都有难以突破的窘境：就特朗普来说，损失的是全球市场，那样的美国想重现辉煌几无可能；就拜登来说，对资本运动进行全球治理很难形成全球性意志，而在国内加强对资本的管制则可能以降低美国经济增长为代价。无论哪种选择，以中国为对手的选择都是错误的。无论对于美国还是中国，全球化都是既带来利好也带来挑战，管控随全球化而生的各种混乱和伤害仍需两国通力合作、共商新策。两国相斗只会两败俱伤，也无益于国际社会。（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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