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 當下，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急速抬頭，並逐步向經濟層面滲透，正邁向以軍事擴張牽引經濟、以經濟體系反哺軍備的危險路線。日本推動「戰爭經濟」的速度之快、覆蓋層面之廣、突破既有制度束縛之深，令長期觀察日本的諸多學者倍感震驚。這不單純是軍事實力數量上的增長，更是日本國家定位與整體戰略方向的根本性轉變。復甦的日本「戰爭經濟」，已然成為「新型軍國主義」的經濟動力核心，值得國際社會高度警戒。
「戰爭經濟」：新型軍國主義的經濟引擎
日本所謂「戰爭經濟」，並非僅僅增加國防開支，而是在軍事思維主導下，對全國經濟活動展開體系化重組 —— 財政方針、產業架構、科技研發乃至社會治理，都逐步向軍事領域傾斜。「戰爭經濟」本質上是支撐「新型軍國主義」的經濟引擎，其運作模式與二戰前日本軍國主義透過侵略他國掠奪資源、攫取經濟利益的路徑截然不同；當前日本藉著渲染安全危機的敘事營造恐懼氛圍，再透過市場機制與資本邏輯，將人為塑造的「危機」轉化為產業訂單、出口收益與財政擴張，最終目標是從經濟層面突破《和平憲法》的束縛，重新取得完整的戰爭發動權。
受制於《和平憲法》、戰後國際非軍事化安排、國內反戰民意等多重框架約束，戰後日本長期秉持「重經濟、輕防衛」方針，防衛相關支出大體維持在國內生產總值的 1% 上下。前首相安倍晉三執政期間，打著「積極和平主義」旗號推動戰略轉向，包含解禁集體自衛權、修訂「武器出口三原則」、強行推動安保法制改革等，逐步鬆動戰後和平架構的法律根基，為後續防衛政策急速「右傾」鋪設制度基礎。
2022 年三套安保文件通過後，日本防衛政策右傾化全面加速。日本政府 2022 年提出規劃，預計 2027 會計年度將防衛經費提升至國內生產總值的 2%；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後，透過 2025 財年追加預算，提前兩年達成該項目標。日本 2022 財年防衛費約 5.4 兆日圓（人民幣 1 元約兌 23 日圓），此後每年增加約 1 兆日圓，四年間規模近乎翻倍；2026 財年防衛預算更是首度突破 9 兆日圓，創下歷史新高。
日本防衛開支的擴張幅度，早已超出「專守防衛」的定位範疇。2026 財年防衛預算最突出的特徵，是撥出約 9733 億日圓專門建構遠距反擊能力 —— 這是一種可於一千公里外打擊敵方沿岸乃至內陸目標的攻擊型軍事實力。坊間所稱「防區外打擊能力」「反擊能力」「跨域作戰能力」等相關建設，核心皆是擴充攻擊性軍備。高市政權計畫今年年底前修訂三套安保文件，同時研擬於年末推出日本首份防衛產業發展戰略，加速對國防工業體系進行體制性重組。
日本政府亦以《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為依託，強化經濟服務軍事的機能，將半導體、人工智慧等重點產業完整納入國家安全體系，並對實體空間、社會組織進行深層改造：例如透過「特定使用機場港口」制度，推動民用基礎設施轉作軍事用途；以地方基建「寓軍於民」為架構，把常態市政建設納入戰時動員配套方案。
日本更打破戰後學術界不涉軍事研究的傳統禁忌。2025 年 6 月，有關日本學術會議「法人化」的法案遭強行表決通過，防衛省隨即設立「防衛科學技術委員會」，邀請多名現役大學教授擔任委員，透過巨額研究經費推動學界全面軍事動員。日本媒體與學術團體痛批這套逐步成型的軍產學一體架構，稱其為「將在歷史上留下無法磨滅傷痕的暴行」。
「以軍興商、以商養戰」的危險循環正在成型
日本右翼勢力急速擴張，搭配本土經濟長期低迷，逐步建構出「軍事擴張 — 資本獲利 — 持續擴軍」的「戰爭經濟」結構。該體系以軍需帶動產業發展，靠軍備出口反哺技術研發，透過渲染安全危機合理化擴軍行為，形成持續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
第一，大規模擴軍直接拉動產業增長，「以軍興商」趨勢愈發明顯。近年日本軍工企業訂單量暴漲，2024 財年財報顯示，三菱重工、川崎重工、IHI 三大重工集團皆創下史上最高營業利潤。截至今年 3 月底，三家企業累積未交付防衛訂單總額達 6.25 兆日圓，較前一財年增長 15%。過去被視為營運負擔的國防業務，如今成為資本追逐的增長熱點；「振興防衛產業」被包裝成全新國家經濟策略，深度融入日本政府的經濟增長論述。
第二，日本接連放寬武器出口限制，打通「以商養戰」關鍵管道，催生全新利益共同體。今年 4 月 18 日，日本與澳洲簽署合作協議，確認出口「最上」級巡防艦，這是二戰結束後日本首度出口具備殺傷能力的大型海軍艦艇。4 月 21 日，高市政權正式修訂「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不再將軍備出口限定於五類非戰鬥用途，原則上開放包含殺傷性武器在內的完整軍備外銷。日本防衛產業朝出口導向轉型，被刻意包裝為「經濟增長點」；與此同時，政界、軍工企業、金融資本、智庫與安全機關之間的利益鏈重新串聯，近似二戰前「軍工複合體」的架構再度重建。不少學者憂心，一旦日本將戰爭、軍備生產與武器出口視為經濟增長動力，經濟與軍事將產生危險的深度綁定。
第三，刻意營造危機氛圍，以安全焦慮做為擴軍藉口。日本刻意鼓吹所謂「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中國海上威脅」等論調，並以此為由增加軍費、部署飛彈、推動基礎設施軍事化。本年度美菲「肩並肩」聯合軍演中，日本自衛隊首度大規模派遣作戰人員參與，更公然於菲律賓領土發射兩枚 88 式岸置反艦飛彈，是二戰後日本首次在境外試射攻擊型飛彈。該舉動背後政治邏輯清晰：透過實戰化演習製造「安全緊迫感」，為後續進一步擴充軍備提供現實依據。
持續渲染危機維持民間支持擴軍的共識，透過不斷擴軍鞏固「戰爭經濟」根基 —— 日本「以軍興商、以商養戰」的惡性循環已然成型：軍需訂單培育出依賴擴軍生存的產業集團，這些集團反過來遊說推動更激進的安全政策，讓擴軍從單純政策選擇，演變成難以逆轉的體制慣性。
侵蝕戰後和平架構，衝擊亞太安全格局
日本「戰爭經濟」捲土重來，不僅反映內部經濟結構變動，更代表戰後東亞和平秩序正遭遇體系化的新衝擊。國際社會必須看清「戰爭經濟」與右翼政治勢力相互利用、彼此強化的內在邏輯，以及由此衍生的根本性危險轉變。
歷史修正主義是「戰爭經濟」的思想根基，而「戰爭經濟」的膨脹，又為右翼勢力提供政治正當性與資金來源。高市早苗就任首相以來，屢次以「區域安全環境惡化」為藉口，主張突破戰後和平架構。今年 4 月，高市早苗於自民黨大會公開宣稱，日本修憲「時機已成熟」，力爭 2027 年春季前在修憲提案取得階段性進展。如此直白的表態，在日本歷任首相當中極為少見；修憲核心訴求，便是將自衛隊明文納入憲法，賦予其完整的戰爭主體地位。更值得警戒的是，就在日本開放殺傷性武器出口當日，高市早苗向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獻上祭品與祭祀費，同步推動擴軍決策與歷史挑釁行為，以歷史修正主義為「戰爭經濟」背書。
軍事擴張與資本利益互相牽引，衍生嚴重政治與社會後果。防衛產業擴張帶來就業崗位、股市收益與地方財政補助，會在日本培育愈來一群認同、甚至依賴「戰爭經濟」的群體，逐步瓦解和平主義的社會根基。日本上智大學政治學教授中野晃一指出，高市政權一意推動修憲、大舉擴軍的路線，不僅侵蝕日本本土民主，更會對區域安全造成惡劣影響。
回顧歷史，戰後國際社會對日本施加嚴格的和平約束，根源在於過往日本軍國主義曾給亞洲各國帶來深重災難；限制日本軍事擴張、防範軍工資本再度坐大，是戰後國際秩序的核心支柱之一。如今日本正從提高防衛預算、放寬軍備出口、建構遠距反擊能力、深化軍民融合等多個維度，系統拆解這道安全防線。
「戰爭經濟」抬頭搭配歷史修正主義傾向，代表一間尚未完整反省軍國主義歷史的國家，正在重構「軍事 — 經濟」綁定體系，其危險程度遠超一般單純擴充國防產業。歷史反覆證明：當一國經濟體系以戰爭做為增長邏輯、軍需訂單成為拉動就業與產業的核心動力、歷史修正主義又為擴軍提供道德藉口，該國便踏上一條充滿風險的道路。
高市政權是日本「戰爭經濟」急速推進的催化劑。更深層的危險，在於日本政治持續右傾累積的結構性動能：過去用以約束軍國主義的法律框架、社會共識、國際壓力持續弱化，而「戰爭經濟」帶來的利益結構卻在社會內部落地生根、難以動搖。
今年為東京審判開庭八十週年。東京審判、《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與日本《和平憲法》，共同構成具備強制約束力的戰後國際法體系。東京審判明確判定日本永久放棄武力擴張，並非單純道德訴求。日本重新走上武力擴張路線，等同違背投降承諾、踐踏戰後國際秩序，動搖亞太和平根基。包含中國人民在內，全球所有愛好和平的力量，必須對日本「戰爭經濟」復甦保持高度警戒，並透過一切合理必要手段，守護得來不易的區域和平與穩定。
【編輯:陸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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