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各项核心指标均急速恶化。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统计数据，全美近90%地区的确诊病例数快速攀升。根据美疾控中心统计，佛州有67个县，每一个县都在经历着高水平的新冠病毒社区传播，即在过去一周，每10万居民中有100例或以上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美国再次鼓吹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说”
面对再次反弹的疫情数据，美国不仅没有将重心放在疫情防控上面，反而不断炒作“病毒溯源”问题，以漏洞百出的“实验室泄露说”甩锅中国，施压世界卫生组织，企图转移民众对美国疫情危机的关注。
墨西哥传染病学专家赫拉尔多·佩雷斯认为，美国“尝试寻找一个谴责对象是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要找的是解决方案，而不是找一个国家为一切负责”。
美国的疫情从去年3月开始日渐严重，2020年2月16日，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声称新冠病毒“可能来自中国武汉病毒实验室”，“因为实验室离武汉海鲜市场仅几公里”。 尽管他没有证据证明病毒起源于实验室，但表示必须要寻找相关证据。这样的推断不仅毫无依据，且带有非常强烈的有罪推定的色彩。
今年1月份，小说家尼克尔森·贝克在《纽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封面文章提到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实验室，他旁征博引了很多所谓的“论据”，或明或暗地指向“实验室泄漏说”。这篇文章引起了右派媒体的狂欢，在他们的节目中对贝克的文章大书特书，并由此在美国掀起了关于“实验室泄漏说”一系列并无实据的推测和指责。
新冠病毒由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
去年5月，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向《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表示，所有关于逐级进化的证据都强烈指向，新冠病毒是在自然界进化完成，然后再跨越物种传到人身上的。
世卫组织和中国专家已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等多个地点进行病毒溯源联合考察，发布的研究报告表明实验室泄漏“极不可能”。英文表述是“Extremely Unlikely”，是这么一个研究结论。
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表示，武汉P4实验室作为生物安全等级、防护等级最高的实验室，在2018年正式投入运行以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病原泄漏和人员感染事故。
袁志明还强调了三点：一、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保藏和研究过新冠病毒；二、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来没有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
三、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的“零感染”。
肯尼亚广播公司网站就澳大利亚高级病毒学家丹妮尔·安德森驳斥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论”发表专题报道，表示“实验室泄漏论”与事实背道而驰，武汉病毒研究所与国际上其他高规格实验室管理模式相似，有关歪曲指控没有根据。
各国“反对病毒溯源政治化”
美国政客操纵利用“病毒溯源”问题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早已在其国内和国际上引发诸多不满。对此，多国政要、专家及媒体表示，新冠病毒溯源必须以科学为依据，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近日通过媒体发表文章指出，“新冠病毒起源不是一个政府或另一个政府的问题，更不是地缘政治问题，也不是甩锅中国、为美国开脱的问题。”溯源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今后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预防大流行病。
意大利和荷兰的两个实验室不久前对少量在新冠疫情暴发前采集的血液样本进行重新检测，发现了通常在新冠病毒感染者体内出现的抗体，存在这些抗体的样本最早采集于2019年10月第一周，这表明被采集样本者很可能在2019年9月已感染新冠病毒。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科学主管乔瓦尼·阿波洛内认为，这个结果说明，在意大利新冠病毒“很有可能”早在公认的时间点之前，就已经在“一定限度内”传播了。
新西兰梅西大学传染病生态学家戴维·海曼日前表示，到目前为止，所谓“实验室泄漏”的说法并没有直接证据支撑。相反，大量已知数据证明新冠病毒传播更接近一个“自然事件”。海曼说，科学研究需要直接证据和数据积累，而非主观臆测。
菲律宾知名政治评论员赫尔曼·劳雷尔发表文章指出，中国为全球抗击疫情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向全世界提供数以亿计的新冠疫苗之时，美国及其盟友还在继续将疫情政治化，把矛头对准中国，以逃避自身责任。文章写道：“美国为了保住自己的主导地位，一再在事关人类福祉的大事上玩弄政治，这种行为必须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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