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2025年9月19日，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觀眾正在參觀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參加東京審判時所使用過的老式打字機。
東京審判中，為了追究日本軍國主義的滔天罪責，以梅汝璈為法官、向哲濬為檢察官的中國團隊“昕夕從公”，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了將南京大屠殺案辦成鐵案，中外檢察官並肩作戰，走訪各地搜集證據……在多方努力下，東京審判以不容辯駁的事實揭示日本侵略罪行，對日本軍國主義進行了主要的法理清算。
如今，全程參與東京審判的中國親歷者均已告別人世，但無數後來者繼續堅定地捍衛歷史、守護正義。回望東京審判，不僅是為了緬懷一群人的責任擔當，更是為了警醒世人——唯有正視歷史，才能創造持久和平。
中國法官梅汝璈——
“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1946年3月20日，梅汝璈的名字傳遍了大江南北。這一天，《中央日報》《申報》《大公報》紛紛在顯著位置刊出消息：清算血債，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官梅汝璈今飛東京。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共設有11名法官，平均年齡55歲，梅汝璈當時42歲。梅汝璈的兒子梅小璈向記者介紹，父親20歲赴美留學並獲得法學博士學位，歸國後長期教授英美法和國際法。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由英美法系人員起草，11名法官中有7名來自英美法系國家，梅汝璈憑藉過硬的專業背景入選。
剛到東京時，梅汝璈預計這場審判需要數月時間，但審判實際持續了兩年半，共開庭818次。
開庭預演時，法官的座次問題引發了爭論。按道理，法官們的席次應以受降簽字的先後為序，庭長韋伯卻將中國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國法官之後。梅汝璈提出抗議，憤然離開會議室，並脫下法袍以示決心。在他的力爭下，韋伯最終同意按照受降簽字國的次序排列。
法律以外的力量干擾了審判，日本天皇沒有被追究戰爭責任，梅汝璈深以為憾。他意識到，這是個政治問題：“從法律角度，我看不出天皇對於日本侵略戰爭沒有責任。”梅汝璈心有遺憾，卻並未氣餒，他深知法庭上有大量罪行需要一一清算。1948年4月，梅汝璈堅決主張判決書應單設章節對南京大屠殺予以說明，並主動承擔了這部分內容的撰寫工作。整部判決書足有1200多頁，敘述日本對華侵略事實的部分由梅汝璈主稿。
到了量刑環節，分歧再次出現。由於法庭未規定統一量刑標準，有些法官來自廢除死刑的國家或沒有遭受日本侵略的國家，對於是否判處日本戰犯死刑，法官們意見不一。梅小璈說，父親當年做了大量工作，利用一切機會強調日本軍隊在中國的犯罪事實。
遺憾的是，兩年半的審判過程中，法官會議均為秘密召開，未作書面記錄，如今很難得知梅汝璈如何排除萬難爭取更為公正的量刑，只能在他的日記裡散見一些細節：“他們（紐西蘭、荷蘭、加拿大及法國法官）對我在今天法官會議席上所持堅決態度表示驚異和欽佩。其實我小事不喜過問，但大事我決（絕）不放鬆。我不過問則已，過問我則非堅持到底，無論成敗，非得到一點結果不可。”面對原則問題，梅汝璈態度堅決，寸步不讓。
1948年11月12日，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廣田弘毅、武藤章、木村兵太郎7名罪大惡極的日本甲級戰犯被判處死刑，另有16人被判無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
74歲的梅小璈仍清晰記得父親生前的話——“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記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中國檢察官向哲濬——
“我們都要為歷史作證”
向哲濬最小的孩子向隆萬已85歲。見到記者時，他拿起一張黑白照片介紹道：“這是東京審判期間部分檢察官的合影，美國的、蘇聯的、法國的……右邊第二位就是我父親，中國檢察官向哲濬。”
1946年5月3日，東京審判開庭。當首席檢察官季南介紹國際檢察局成員時，第一位被念到名字的便是向哲濬。當時有媒體這樣報導：“全體人士對此中國檢察官，皆予以深刻之注意，尤其引起日本各戰犯之注視。”
“當時28名甲級戰犯的辯護律師團約有130人，而中國檢察官團隊最初只有我父親和秘書裘劭恒兩人。”向隆萬回憶道。彼時國內時局動盪，日方又大量銷毀罪證，取證難度極高。向哲濬一面協調後方尋找證據，一面設法充實力量，最終集結了13人的中國檢察組。
清算被告罪行以何時為始？這是庭審籌備初期一大爭議點。國際檢察局傾向於從1941年珍珠港事件算起，但這意味著無視此前中國人民多年的浴血抗戰。經過中方據理力爭，國際檢察局將清算起點鎖定在1928年（日軍違反了同年簽署的《巴黎非戰公約》）。而被告辯護律師喬治·山岡並未善罷甘休，抓住宣戰時間大做文章，聲稱1941年12月9日中國正式對日宣戰前雙方未處於交戰狀態，“不存在戰爭，也就不存在法律意義上的戰爭罪”。
向哲濬對此予以嚴厲駁斥。在列舉證據之前，他特別請求法庭給自己幾分鐘時間，作出如下陳述：
“……從1931年9月18日以後，日本在中國採取了戰爭性的行動，殺死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包括士兵和平民，這是14年以前發生的事。1937年7月7日，日本在盧溝橋發動戰爭，一個晚上殺死數百人。隨後，日本向全中國出兵，殺死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士兵，還有兒童、婦女和無助的平民——非戰鬥人員。我認為那些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實。如果這不是戰爭，我想問，還有什麼是戰爭？！”
從1946年5月開庭至1947年底，經由中國檢察組搜集提出的日軍在華暴行證據多達99件。最終，28名被告除2人病死、1人因精神病被予以撤訴外，其餘25人全部被判有罪。
向哲濬覺得，自己終於對祖國有了交代。“父親曾說，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抗日戰爭是中國第一次真正的勝利，而東京審判使中國人民真正揚眉吐氣。”向隆萬說。
上世紀80年代，日本掀起一輪篡改教科書的逆流，將侵略中國美化為“進入”中國。1983年，上海學術機構舉辦回顧東京審判、反對篡改歷史的座談會，91歲高齡的向哲濬受邀參加，向隆萬推著輪椅上的父親一同前往。
會上，向哲濬援引東京審判判決書段落，詳述南京大屠殺等暴行。他動情地說道：“美瑜（注：石美瑜，二戰後擔任南京軍事法庭庭長）說得好，‘我已經是活不久的人了，但我一定要為歷史作證！’……我們都要為歷史作證。”向隆萬印象深刻，講到此處，父親的聲音因激動而微微顫抖。
1987年，向哲濬去世。關於那場世紀審判，他幾乎沒有留下文字回憶。為了彌補遺憾、還原歷史，從2003年起，向隆萬開始在全球範圍搜尋庭審記錄與相關線索。讓他欣慰的是，20多年來，國內關於東京審判的研究線索和資料越來越多。
“靖國神社不僅供奉甲級戰犯，頌揚戰犯的展品還越來越多，日本對軍國主義的毒害沒有任何反思。”談及2009年、2019年兩次赴日調研所見，向隆萬覺得重任在肩，要抓緊時間繼續調研、發聲。
每當看到日本“新型軍國主義”抬頭的新聞，向隆萬就會想到1983年送父親參加座談會的情形。向哲濬堅定的發言以這句話作結：“如果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硬要捲土重來，它必將被再次押上歷史的審判台！”
美國助理檢察官薩頓——
把南京大屠殺案辦成鐵案
2025年底，加拿大華人段宇豪從美國馬里蘭州一家小型拍賣行購得一批檔案。那是東京審判中美國助理檢察官大衛·納爾遜·薩頓的私人檔案，共計15斤重。2026年初春，這批史料回到了中國。
上海交通大學戰爭審判與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員趙玉蕙介紹，1946年初，東京審判檢舉籌備工作進入關鍵階段，此時巢鴨監獄關押著的上百名甲級戰犯嫌疑人正待接受訊問，他們遍佈亞洲的戰爭罪行將面臨調查。彼時，國際檢察局已意識到，日本侵華罪行是檢方舉證工作的起點，也是所有指控的重中之重。由於人手嚴重不足，國際檢察局將薩頓從美國增調到東京，同中國檢察組一起為日軍在華戰爭罪行調查取證，尤以搜集南京大屠殺相關證據為重。
1946年3月12日，薩頓從東京飛抵上海，他在中國調查的時間被嚴格限制在30天以內。時間緊迫，薩頓思路清晰：為了確保證據在法庭上的效力，證人身份必須具備極高可信度——政府公職人員、大學教師、傳教士或醫生，且證人最好能用英語表達。他的日記清晰記載了這趟尋證之旅：走訪長江岸邊6000人被日軍機槍掃射的慘案現場，調閱慈善團體埋屍記錄，收集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證詞……他找到了金陵大學教師貝德士、英國記者田伯烈、聖公會教堂神父約翰·馬吉和鼓樓醫院醫生羅伯特·威爾遜，這些人後來都成了東京審判中南京大屠殺案的核心證人。
對待每名倖存者，薩頓制定了一套取證流程：先訪談，再謄寫證詞、翻譯，最後公證、簽名。按此流程拿到的宣誓證言，可以成為法庭上難以撼動的鐵證。趙玉蕙說，薩頓甚至自掏腰包，讓遠在美國的律所匯錢過來，替證人墊付所需住宿費。
在南京，薩頓專程去了一趟美國駐華大使館，找到了美方與東京高層的往來電文。這些電文證明，日軍在南京實施暴行時，已有美方抗議傳至東京，日本領導人對此完全知情。趙玉蕙說，檢方要向法庭進一步證明，日軍的戰爭暴行在亞洲太平洋戰場普遍發生，已構成一種系統性的模式。檢方要追究“指揮官責任”或“閣僚責任”——日本最高決策層明知戰場上不斷發生著違反國際法的暴行卻未採取任何行動阻止。
1946年7月，東京審判進入南京大屠殺案檢方舉證階段。辯方試圖交叉質證，但並未成功。“南京大屠殺案的證據很扎實，”趙玉蕙說，“辯方律師很少提出反對意見，也問不出什麼來。薩頓有信心把它辦成鐵案。”法庭用了3個星期，聽取了10余名證人的口頭證言，接受了100多件書面證詞和有關文件。
1948年11月4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始宣讀判決書。判決書用兩個專章確認侵華日軍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認為“在日軍佔領後最初6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20萬人”。時任中國檢察官秘書高文彬記得，旁聽的日本人從法庭出來後，看到中國檢察人員，“不敢抬起頭來看我們一眼”。
薩頓高度評價東京審判。1950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東京審判的價值在於，“它是向著用法律和秩序體系取代武力體系邁出的一步”。【編輯:陸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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