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非洲裔美國人佛洛德遭白人員警跪殺引發反種族歧視抗議為標誌，美國社會撕裂問題再次浮出水面，美國越來越深陷於“政治正確”的泥沼，兩黨制的內耗性蔓延到了國體層面。國內騷亂加上抗疫不力使美國決策層在外交上也出現更多不負責任的言行，而美國越是為了國內短期政治利益這樣操作，越是加速著其全球霸權的耗散。
回顧1894年工業總產值躍居世界第一之後美國逐步獲取世界霸權的道路，可以發現19世紀末國家間爭奪霸權的鬥爭日趨白熱化，霸權易手也表現出巨大的加速度。但相對於德國而言，美國的優勢在於其作為海權大國的地理位置，不用耗費過多國力來維持地緣政治穩定，可以專心經營和維持海外殖民體系。經過一戰、二戰、冷戰以及後冷戰初期等歷史階段，美國經濟乃至綜合國力持續增長，同時建立了龐大的海外同盟體系，借助這些有利因素，美國逐步建立並有效維持著它的全球霸權。但接下來，新一輪科技革命和人工智慧革命加速了大國實力消長進程。進入資訊時代，靠資訊技術支撐的壟斷金融資本出於對超額壟斷利潤的渴求，行為模式越來越趨向於短期主義，對經濟迴圈的空間和時間進行了更加殘酷的壓縮，國際大循環的速率與日俱增，導致現代化高科技產業表現出的競爭性、反覆運算性都遠超其他產業。
具體到國家之間，產業競爭開始越來越多表現在半導體資訊技術和生物基因技術產品的研發、製造、銷售，兩個行業的全球價值鏈、產業鏈和供應鏈競爭與合作主導了經濟全球化的命脈。很大程度上，美國的國家利益就是始終在其中保持領先優勢。但本世紀以來，美國戰略決策層在這個問題上出現誤判，將很大部分的國家力量用在打著反恐旗號的一場場戰爭上，錯失了產業升級的機遇。
美國下墜的霸權轉化為越來越多的蠻力。表現之一，就是美國正在推行的對華強制脫鉤。美國一些精英堅持認為美國的問題是中國加入全球化後“搭便車行為”造成的外部負面效應，甚至指責是中國不遵守國際政治經濟規則導致的後果。以此為藉口，這些極端反華精英推動美國通過與中國脫鉤來止損，並藉以轉嫁國內政治危機。可以預見，接下來美國對華極限施壓還會加碼。比如，在世界範圍內與中國乃至華人做生意、打交道的企業和個人中間進一步製造恐嚇心理。這會迫使外國公司做好構建兩套產品供應鏈體系的準備，即確保與中國做生意的時候不摻雜任何可能招致美國極限施壓的因素。最終結果，就是政治理性壓制經濟理性。美國的霸權耗散，可能是人類現代史上第一個不經過大規模戰爭潰敗就走向終結的案例。美國全球霸權的衰落和蛻變，無疑會引發連鎖反應，包括但不限於國際經濟大循環、信用和標準評級體系、美元美債體系、國際政治盟友體系出現瓦解甚至崩盤，二戰後奠定的國際經濟政治體系面臨巨變。
遵循底線思維，為美國霸權衰落和蛻變成蠻力、並給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造成嚴重破壞做好最壞打算，為國內戰略空間進一步承壓做好應對準備。面向後疫情時代，中國應該更自信、更堅定地深化對外開放，更靈活地與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恢復和強化經貿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