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尼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全球合伙人贺晓青:看好中国民族品牌快速崛起

  日前,科尔尼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全球合伙人贺晓青围绕国潮品牌兴起、消费行业趋势等热点话题,接受了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针对“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的讨论,贺晓青举例说,去年上半年,一些100元至200元档位的运动鞋比较热销,主要原因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消费者趋于保守。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去年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出现阶段性下滑。不过,目前中国消费市场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消费回流”趋势,尤其是高端消费品快速增长,预计今年消费将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占据更大比重。   疫情之下,消费行业出现了数字化程度加深、更关注健康生活、青睐现代生活方式等亮点。贺晓青认为,这些趋势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出现。比如过去几年,包装食品饮料增长较慢,但健康饮料增长较快。受疫情影响,这些趋势表现得更加明显。   对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任务正在变得更加紧迫,同时整体呈现出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型的趋势。例如,OEM企业转向品牌建设;本土企业加大创新,从跟跑转向领跑;等等。   未来3年到5年,科尔尼公司非常看好中国消费品行业民族品牌崛起带来的投资机会。一方面,公司调研发现,年轻一代的消费者更有民族自豪感,国潮品牌的兴起就是一个例证;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愈加成熟,更有竞争力。   贺晓青还表示,本土企业在社交媒体营销、市场决策等方面更有优势,但民族品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还需要更加关注产品力。消费品行业本土品牌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营销能力、产品力、渠道建设3个方面,虽然各个细分市场各有侧重,但缺一不可。   贺晓青认为,近年来,零售行业的跨国公司正逐渐改变对中国的定位。具体来说,七八年前的定位是“Globle for China”(全球产品销往中国市场),后来开始转向“China For China”(中国定制产品销往中国),眼下正在向“China For Globle”(中国创新产品销往全球)升级。中国企业的创新发展给跨国公司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会成为推动其快速转型的动力。 承印人:環球電視臺 地址: 香港上環幹諾道西20號中英大廈14樓1401室

美财长淡化加息预期和通胀失控风险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4日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加息以抑制大规模经济刺激举措可能导致的经济过热。但她当天晚些时候又澄清,该言论并非建议美联储进行货币政策调整。   耶伦当天在《大西洋月刊》举办的一场经济研讨会上表示,尽管美国国会为应对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出台的一系列支出举措与美国经济规模相比较小,但这些支出“可能导致利率出现一些非常温和的上调”。她同时表示,当前的支出举措对保持美国经济竞争力和生产力来说是必要的,有助于美国经济快速复苏。   受耶伦表态影响,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当天下跌261.61点,至13633.50点,跌幅1.9%,美国半导体和其他科技股跌幅居前。   由于制定利率政策是美联储的职责,而美联储决策独立于美国政府,耶伦作为财长无权干预,上述表态引起部分批评人士不满。对此,耶伦当天晚些时候出席另一场活动时澄清说,她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她的言论并非是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预测或建议。   耶伦在《华尔街日报》举办的峰会上说,她预计近期任何通胀上升都将是暂时的,呼应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上周的言论。耶伦还淡化了拜登政府的两项新经济计划会引发通胀失控的担忧。她表示,支出虽然庞大,但会平均分摊到八至十年中。拜登政府还提议对企业和富人增税,官员们称增税将在15年内为这些计划买单。   包括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已警告称,今年美国联邦支出因3月份颁布的1.9万亿美元新冠纾困方案而激增,可能会引发令人反感的通货膨胀。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公布的最新调查也显示,经济学家预计美联储将在今年内保持联邦利率目标区间不变。   自去年3月疫情在美暴发以来,美国国会已累计出台总额逾5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举措。拜登政府近期又向国会提出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和“美国家庭计划”,总额分别达到约2万亿美元和1.8万亿美元。 承印人:環球電視臺 地址: 香港上環幹諾道西20號中英大廈14樓1401室

2030年或仍有约3.5亿人处于极端贫困

  缓解气候变化应关注贫困人口所受影响   4月27日  据英国《自然·通讯》杂志27日刊登的气候学新研究,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发布报告称:模型研究显示,缓解气候问题的政策仍要考虑到对全球贫困的影响。报告建议气候政策应与补偿政策相结合,通过一定的补偿政策可缓解其影响,甚至能小幅度减少贫困人口数量。   本月稍早时间,英国《新科学家》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气候变化已到了“存亡时刻”,世界在减少导致气候变化的碳排放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远远不够,因为温室气体产生的影响比此前人们担心的程度还要大,这表明人类还需要采取更紧急的气候行动。   通常认为,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对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影响最为严重;而一些旨在缓解气候变化的措施带来的影响(如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也可能增加贫困者的经济负担,加剧全球贫困问题,这种影响的程度,目前尚存争议。因此有科学家建议,气候政策应与补偿政策相结合以公平地分摊成本。   鉴于此,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科学家比约恩·索尔格尔及其同事,此次使用一个简化模型研究了缓解气候问题的政策对全球贫困的影响。他们发现,以目前的社会经济趋势,到2030年约有3.5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而这还未考虑未知气候变化或此次新冠肺炎大流行带来的影响。   报告认为,目前尝试的积极进取的气候政策,正试图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以内,但需要关注这一过程中可能增加的5000万贫困人口。研究团队的模型表明,国家碳定价收益的累进再分配能补偿这一影响,甚至能小幅减少贫困人口数量(约600万人)。现阶段研究发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内收益尚不足以补偿气候政策的副作用,因而报告也建议进行国际气候融资。   综上所述,研究报告提醒气候政策可能有时候会加剧全球贫困,但通过补偿政策方案可以缓解其影响。报告强调应结合国内和国际政策,注意在缓解气候变化的进程中避免对贫困人口造成重负。 承印人:環球電視臺 地址: 香港上環幹諾道西20號中英大廈14樓1401室

盛松成:美联储政策目标重心已发生实质性变化

  长期以来,美联储的两大货币政策目标是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通常物价稳定放在首位。然而,近期我们观察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的重心已经发生了转变,更加侧重于实现充分就业而非物价稳定。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重心改变,与美国当前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有关。“一切以经济增长为重”已在美国政策制定者中达成共识,美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正在与经济复苏赛跑。目前市场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的理解还停留在过去的思维模式,担心通胀形势会引发货币政策提前收紧。实际上,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重心已经发生改变,市场对美联储政策意图的理解也要转变思路。   美联储政策目标正由抑通胀转向经济增长   尽管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都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目标,但现实中某些时期的政策侧重点会有所不同。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为控制高通胀而紧缩货币,物价稳定成为美联储的主要目标,为此不惜牺牲经济增长。最终通胀率下降、失业率上升,而稳定的物价环境为美国80年代中后期开启的经济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近期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的重心开始向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倾斜,与沃克尔时期的政策重心截然不同。我们从近期的政策和讨论中可见端倪。   一是最近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反复提及不会考虑加息,并强调尽管未来几个月物价会上升,但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恢复。4月14日,鲍威尔讲话称,虽然美国经济复苏正在加速,但失业率仍高于疫情前,将等到就业完全恢复后再考虑加息。更早些时候,3月美联储FOMC会议后,美联储官员也一致认为,尽管经济有所改善,但远未达到美联储的就业目标。   二是2020年8月27日,美联储修改了其货币政策框架文件《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策略声明》,考虑实行“平均通胀目标制”。引入“平均通胀目标制”意味着美联储主动将短期通胀目标定在2%以上,理由是一些时期的低通胀使得长期通胀率仍不超过2%。该声明中还对就业目标进行了修改,提升了就业目标的重要性,将就业目标的表述由充分就业的双向“偏离”改为单向“缺口”,表明美联储更加注重推动就业市场的修复。   三是早在疫情暴发前,现代货币理论(MMT)以及财政赤字货币化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表明人们对通胀的担忧在减弱。尽管现代货币理论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诞生,但一直较为冷门,直到近两年才备受追捧,这与近年来发达国家“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增速的诉求密切相关。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长期的低通胀环境也弱化了政策制定者对通胀风险的担忧。   上述现象表明美联储政策目标越来越向经济增长倾斜。美联储认为通胀威胁不大,在与市场的沟通中也反复强调会容忍通胀在一段时间内高于2%,但目前市场人士普遍担忧上行的通胀风险会触发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   美联储政策目标转变的深层次原因   此次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重心侧重于经济增长,与美国国内外的经济政治环境密不可分,并且已经在美国政策层面达成了高度一致。   一是美国国内日益加速的贫富差距与民粹主义,需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安抚。根据经济学家Saez(萨兹)和Zucman(祖克曼)的最新测算,美国1%的人口所拥有的税前收入占总收入比例达19%,0.1%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占总财富比例达18%。特别是疫情冲击下,低收入群体的失业问题加剧,民粹主义和社会不满情绪进一步发酵,唯有通过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才能弥合社会分化的裂痕。   二是美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迫使其想方设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否则将影响其国际地位。当前国际竞争呈多极化发展趋势,尽管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领先地位没有改变,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相对差距在缩小。前任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与其传统盟友的关系出现裂痕,对美国维持全球领导地位形成了较大挑战。同时,中国的快速发展也被美国误认为是一种威胁。因此,尽快恢复和保持经济增长是美国应对国际竞争、维持全球领先地位的迫在眉睫的选择。   三是美国财政、货币政策的“正常化”高度依赖美国经济增速提升。为刺激经济复苏,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已经出台了1.9万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3月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高达6600亿美元,创该月历史新高。扩大的财政赤字需要大量发行政府债券予以支撑。近年来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债比例持续下降。对比2009年,2020年外国持有者占比从30.1%降至25.6%,尤其是外国官方占比从22.0%降至15.2%。而美联储持有美债余额的占比则从2009年的6.5%大涨至2020年的17.0%。为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2020年美联储持有新发美债比例达到53%。美国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已经深度捆绑。美债还本付息依赖于美国财政收入,而美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构成是税收收入。2020年美国财政收入的96.6%来源于税收收入,其中个人所得税占比47.2%,企业所得税占比已从2016年的9.2%降至2020年的6.2%。4月8日,财政部长耶伦表示将加征企业税为拜登政府的财政支出提供资金。因此,长期来看美债还本付息、财政赤字缩减以及美联储减少购买美债,都高度依赖于税收收入增长,而税收收入又与就业水平、经济增速紧密相关。   有趣的是,近期拜登称其上任两个多月来,没有与鲍威尔交谈,以支持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言下之意,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其自身决策,而非政府干预。由此可见,无论是拜登政府经济刺激法案、税改计划,还是美联储货币政策,都无一例外地在“一切以经济增长为重”上达成了高度一致。   美国的宽松财政货币政策与经济复苏在赛跑   为对冲疫情冲击,美国实施了极度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3.8万亿美元扩张到7.3万亿美元,几乎扩张了一倍,M2同比增速从疫情前的6.7%上升至今年2月的27.1%,2020年末美国政府债务余额达到27.7万亿美元。随着疫情缓解与疫苗接种普及,人们逐渐走出家门,前期着力于居民需求端的政府救助计划进一步推升通胀率,3月CPI同比增速达到2.6%,已经明显高于疫情前水平,创下2018年8月以来新高。核心通胀率也呈现上升态势,3月核心CPI同比增速达到1.6%。随着经济复苏进程加快,通胀率还有进一步上行的空间。   不仅通胀率在上升,资产价格也创下新高。今年3月末,美国三大股指已经较去年3月下旬低点反弹77.4%-93.1%,甚至较疫情前高点上涨11.6%-36.2%。今年1月美国标普Case Shiller全国房价指数同比增速达11.2%,较疫情前提升了近8个百分点。近期美国经济复苏、通胀预期以及美债供求关系变化,推高美债收益率,而作为重要的定价基准,美债收益率上行会影响资产估值。近期耶伦和鲍威尔都表示,当前资产价格高涨,但不构成恐慌理由。他们一方面认为金融系统具有较强韧性,另一方面寄希望于经济复苏带动的企业业绩提升和就业与收入增长能够支撑资产价格。   无论是狭义通胀率上冲还是广义资产价格高企,都在美联储的容忍范围内,这说明当前美国仍然以恢复经济、增加就业为政策着力点,为此宁愿牺牲短期物价稳定的目标。如果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最终能够成功托举经济,实现经济复苏的目标,那么经济增长就能解决就业、税收、政府债务、社会稳定以及国际地位等一连串问题,即使这个目标的实现以牺牲一部分通胀为代价。反之,如果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没有赢得与经济复苏之间的赛跑,那么可能陷入经济滞胀、政府债务高企的困境。   市场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的理解也要转变思路   既不同于保罗·沃克尔时代致力于对高通胀的强力打压,也不同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致力于与低通胀做斗争,近期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重心已经发生改变,更加侧重于经济增长。尽管在与市场的沟通中,美联储反复强调关注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表达了对短期通胀的容忍度,但市场对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的理解还停留在以前对2%通胀目标的实现上,面对通胀走高犹如惊弓之鸟。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的改变,市场对美联储政策运行框架的理解也需要转变思路。   从我国实践看,《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3月份我国CPI同比增速0.4%,核心CPI同比增速0.3%,仍维持在较低水平。随着消费恢复,CPI将有所上升,但由于我国供给能力较强,同时随着猪肉价格下降,预计全年CPI不超过2.5%。最近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房价热度较高,3月70个大中城市中房价环比上涨城市数量有所增加。今年3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4.4%,尽管比2月份高0.3个百分点,但增速仍为近年来的低位。中国房价调控政策收效明显。胡润研究院发表的《2020年度全球房价指数》报告称,去年内地只有七个城市进入全球房价涨幅前50,较2019年减少20个。整体来看,我国当前经济较快恢复,物价和资产价格水平基本稳定。总之,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始终是保持物价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 承印人:環球電視臺 地址: 香港上環幹諾道西20號中英大廈14樓1401室

美国“正义奖赏”反恐项目难言正义

  “正义奖赏”项目的“亮点”不是奖励而是胁迫,即美方以制裁威胁手段逼迫目标人与美国政府合作。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与其自我标榜的行为准则相违背,更离正义差了十万八千里,是不折不扣的非正义行径。   日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负面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发表联合声明表示,美国国务院“正义奖赏”反恐项目侵犯目标人的人权,呼吁美国政府重新审查该计划,以确保其符合国际法。联合国人权专家尖锐指出,该项目本质上相当于强迫劳动。对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所在地日内瓦的观察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何为“正义奖赏”反恐项目?据联合国人权专家介绍,针对美国境外被美国政府认定涉嫌参与恐怖活动但尚未被指控任何罪行的外国个人,美国政府通过向这些人提供金钱奖励或威胁予以制裁的方式,来鼓励或迫使这些人与美国当局合作,包括向美方提供恐怖活动信息等。项目针对的目标人被剥夺了包括无罪推定和公正审判在内的正当程序权利,而根据国际法美国有义务尊重这些权利;该项目以悬赏和威逼方式获取反恐信息,实则是在鼓励和助长侵犯人权的行为,如制裁威胁侵犯了目标人的工作权、行动自由权、名誉权、生命权等。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相关协议的规定,强迫个人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执行任务并以如不服从就将受到惩罚为威胁,这种行为相当于强迫劳动。美国已经接受了上述定义,而且强迫劳动被美国批准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条约所禁止。不难看出,“正义奖赏”项目的“亮点”不是奖励而是胁迫,即美方以制裁威胁手段逼迫目标人与美国政府合作。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与其自我标榜的行为准则相违背,更离正义差了十万八千里,是不折不扣的非正义行径。   一方面,从国际通行的强迫劳动定义看,所谓“正义奖赏”项目恰恰是在强迫劳动。美国动辄将强迫劳动的帽子扣在其他国家头上,并辅之以制裁措施,却对自身存在的强迫劳动现象视而不见、装聋作哑,真是莫大的讽刺。   另一方面,美国推行该项目会产生目标人在被胁迫的情况下与美方进行反恐合作的实际效应,这无疑是以侵犯人权的方式反恐。各国通行的悬赏通缉令对举报人并无威胁、胁迫的做法,而且还会强调对举报人的保护,美国却推出如此“创新”举措,咄咄怪事,堪称奇观。   美国反复炒作抹黑中国新疆存在“强迫劳动”,但事实表明强迫劳动发生在美国自己身上。除了“正义奖赏”项目所催生的强迫劳动外,美国关塔那摩监狱的类似强迫劳动现象亦屡见不鲜。对此,奉劝美方认真倾听联合国人权专家的关切和忠告,检视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并采取切实措施加以改进;同时,摒弃双重标准,立即停止对别国实施的强迫劳动制裁。   正如联合国人权专家所指出的,打击恐怖主义是必要的,但开展这项工作必须尊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原则,以及遵守《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等国际准则。如若不然,打着正义旗号干非正义的事情,这是对人类正义事业的亵渎。 承印人:環球電視臺 地址: 香港上環幹諾道西20號中英大廈14樓1401室

全球“芯片荒”或持续至2022年

     4月24日  境外媒体称,随着业界努力应对日益复杂的市场力量,全球芯片短缺可能贯穿2021年,甚至延续到2022年。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4月21日报道,作为所有电子设备核心的微小装置,芯片在全球范围内的短缺正在整个消费电子行业产生连锁反应。分析人士说,考虑到起作用的多重因素,这种紧张可能贯穿2021年并延续到2022年。   报道称,虽然芯片短缺导致的价格上涨目前仍局限于半导体行业,但分析人士说,如果产能紧缩持续下去,一些利润率较低的消费品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开始涨价。   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4月19日文章称,世界主要半导体供应商正在努力解决芯片短缺这一持续已久的问题,这个问题阻碍了从家用电器到个人电脑、汽车等各种产品的生产。   文章称,芯片制造商正试图通过改变生产流程、向竞争对手开放闲置产能、审核客户订单以防止囤积,以及更换生产线来竭力维持更多供应。   坏消息是,尚没有快速解决之道。据该行业的高管说,短缺情况很可能将持续到明年。   文章指出,除了需求激增,生产商还受到一系列导致供应中断的异常情况的拖累,而目前的美中政治摩擦和对长期短缺的担忧已导致一些制造商囤积芯片。   文章指出,目前的短缺范围主要涵盖非高端芯片,因为业内规模最大的几家企业纷纷减少非高端芯片的产能,转而生产利润更高的尖端芯片。它们无力满足对一些不那么复杂的老式半导体的高需求,这些半导体广泛用于汽车、计算机显示器、扬声器和家电等产品。   文章称,日本工厂火灾、美国南部严寒天气导致生产线关停等事件也扰乱了芯片生产。而主要芯片制造中心台湾地区正遭遇干旱,由于芯片生产过程需要大量用水,这一局面或导致芯片产量进一步降低。 承印人:環球電視臺 地址: 香港上環幹諾道西20號中英大廈14樓1401室

美媒:数字人民币无意取代美元地位

  4月23日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4月20日刊发题为《数字人民币不会威胁美元主导地位》的文章认为,数字人民币的推出不是为了取代美元的地位。   文章称,一些容易激动的评论人士担心数字人民币对美元构成所谓“威胁”,但他们应该相信中国央行副行长李波的话。李波18日表示,数字人民币并不是为了取代美元。   文章表示,人民币的数字化令人期待,无论是就政治影响而言,还是从这可能给中国带来新的经济效应方面看。   文章指出,作为全球最大贸易经济体的货币,人民币的地位远远低于其应有的分量。   文章还称,电子货币的交易速度可能快于传统的银行转账。但对大型跨国公司来说,即时性远不是首要考量因素。另外,这些公司需先获得人民币才能进行相关交易。   文章认为,随着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拓展,人民币作为一种记账单位或交换媒介(货币三大传统功能中的两个)在国际上的有用性有朝一日或许会得到提升。   文章注意到,数字人民币的试点范围一步步扩大,距离正式推出越来越近。体验过这种数字货币的人们都觉得它很方便。 承印人:環球電視臺 地址: 香港上環幹諾道西20號中英大廈14樓1401室

中美拼“芯”,谁将笑到最后

  作为与中国进行科技竞争的关键领域,芯片和制造芯片的关键材料半导体发展近年来愈发受到美国政府高度重视。美国总统拜登2月签署旨在解决芯片供应短缺问题的行政令,近日更是在白宫召开半导体行业供应链短缺线上峰会,企图通过限制中国发展,确保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势地位。   专家指出,由于美国“以芯制华”意图明确,中美芯片之争短期内不会缓解,不仅影响中美两国相关产业和经济发展,同时将波及全球供应链稳定。   拜登政府加大杀伤力   美国总统拜登4月12日组织召开应对半导体行业供应链短缺的线上峰会,约20位美国本土和海外半导体生产商、科技企业、汽车企业以及其他半导体设备相关企业代表参加。   该峰会针对中国芯片技术和产业崛起意味明显。根据白宫会后发表的声明,拜登称“中国正积极计划重新定位并主导半导体供应链”,为此美国必须加紧脚步,在半导体和电池等领域大举投资。   从整体产业策略来看,拜登政府应对美国芯片短缺和全球地位下滑的手段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策略,但也略不同。拜登政府通过加强与盟友合作,扩大限制中国等国芯片产品和技术在全球的使用,杀伤力较特朗普政府更大。   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大胆增加政府开支,增强在芯片等科技领域的投资力度。拜登政府承诺将寻求370亿美元(1美元约合6.5元人民币——本网注)投资,提振美国芯片制造业。   路透社16日曝光美国国会参议员提交美国商务部的信件,要求将获得美国许可才能把使用美国技术在海外制造的半导体出口给华为的规定,扩大至设计14nm以下芯片的所有中国芯片公司。美国商务部官员称正在审查情况,以确定是否有必要采取进一步行动。这也是继拜登政府宣布制裁7家中国超算相关企业后,美国政府为限制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相关举措的最新动向,显示美国政府试图遏制中国芯片技术和产业崛起的意图增强。   事实上,作为美国政府一个独立委员会,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NSCAI)的一名官员曾明确表示,“美国头号‘保护’战略就是要做到在芯片行业跑得比中国快”。该委员会主席、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曾多次强调美国在相关领域“只领先中国一两年”,渲染美国对抗中国的“紧迫性”。   美企将付出高昂代价   分析人士认为,中美芯片之争将不仅波及中美两国经济,而且对全球产业链稳定无益。据美国商务部估计,如果美中半导体业务被完全切断,美国将损失12.5万个工作岗位和800亿至1000亿美元经济利益。显然,对于本就在半导体设备市场占据较大市场份额的美国半导体厂商来说,如果无法将设备出售给中国厂商,将面临巨大损失。   荷兰半导体行业巨头阿斯麦控股公司(ASML)首席执行官温宁克在12日的半导体峰会上说,美国对华实施出口管制不仅不能阻止其技术进步,而且还会损害美国经济。他认为,出口管制不是管控经济风险的正确做法。如果美国试图阻止中国获得相关技术,将使非中国经济体失去大量工作和收入。“虽然由于缺乏外国技术,中国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建造自己的半导体设备和技术,但非中国公司最终将被排除在最大的芯片市场之外。”   德国《商报》近日刊文指出,尽管美国正试图通过限制半导体对华出口让中国屈服,但这一目的很难达到。文章分析认为,在半导体之争中,“中国绝不像华盛顿一些战略家想象的那样无能为力”。巨大的中国市场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没有企业想要放弃中国市场。   此外,美国打压中国芯片制造还将损害全球半导体设备厂商利益,加剧全球半导体供应短缺局面。在中国经营大型存储器工厂的韩国芯片制造商三星和SK海力士公司表示,如果美国政府颁布更多禁令,韩国公司可能无法在中国生产先进的芯片。而中国是其最大的市场之一,这可能导致企业利润率下降。   美国科技媒体普罗托科尔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58%的美国科技行业受访者认为,对中国科技企业做出错误举动将会削弱美科技产业;60%的受访者盼望可以与中国科技企业开展更紧密合作。   但也有专家认为,中美芯片之间的竞争或能让半导体产业获益。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和国家安全项目研究助理艾妮基·里科宁表示,只要中美两国都不会突然阻断供应链,竞争能使该行业受益,因为对半导体增加关注可能意味着更多的研发资金和行业总体受到优先待遇。但她同时指出,如果两国突然限制供应链或实施报复性措施将可能为产业带来巨大损失。   中国市场潜力无限   专家指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美国将有望继续保持其在技术和高端人才方面的领先地位。但中国后来居上势头不减,巨大市场蕴含无限发展潜力。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战略科技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认为,美国在芯片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可能在10年至15年之间,因此短期内“美国会做得更好”。   里科宁也认为,美国在半导体领域有强大的领导地位。尽管大多数制造环节已外包至美国境外,但供应链中的设计部分至关重要。在这方面,中国如果想要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如果美国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已经在努力加快创新并保持领先”。   与此同时,美国芯片人才优势有目共睹。全球约2000个顶尖自然科学家中,有近850名在美国,中国只有260名左右。同时,美国对全球人才以及优秀学生的吸引力较中国更强,而基础研究支出和成果也较中国更加突出。   但是,美国本土芯片制造大幅萎缩,是其产业发展的限制之一。截至目前,美国制造的芯片已从1990年占全球的37%降至12%,芯片生产早已无法满足本土需求。美国萨斯奎汉纳金融集团高级分析师克里斯托弗·罗兰认为,美国芯片产能占全球总产能比重将无法重新回到三分之一。具体到晶圆制造能力来看,2020年全球有78%的产能集中在亚洲,中国大陆产能已于2019年超过美国。   事实上,中国芯片市场蕴含无限增长潜能,是中国芯片产业具备的无与伦比的优势。国际半导体设备与材料组织(SEMI)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居龙透露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大幅增长18.9%,中国大陆增长率达39%,首次成为全球最大设备市场,反映出近年来中国在推动本土半导体制造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不仅如此,中国政府大力扶持芯片产业,对行业正向、快速发展至关重要。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已向半导体行业投入数十亿美元,以向半导体公司提供税收抵免。3月底,中国财政部进一步实施为芯片制造商在2030年前进口机械和原材料提供免税的举措。中国科技巨头也已开始尝试自主设计芯片。   此外,中国高校正在优先实施新一代半导体专家培养项目,寻求解决半导体行业人才短缺的问题。 承印人:環球電視臺 地址: 香港上環幹諾道西20號中英大廈14樓1401室

俄媒述评:中国成为吸引世界资本“绿洲”

   4月21日  俄罗斯战略文化基金会网站4月19日发表题为《中国又一重要经济指标超过美国》的文章称,中国正在成为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绿洲,吸引世界资本。全文摘编如下:   中美争当头号经济体   中国长期以来与美国争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称号。就按照人民币对美元现行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名义GDP)而言,中国去年比美国少约三分之一(14.40万亿美元对21.43万亿美元)。但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实际GDP),那么去年中国的GDP已比美国多8.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在出口方面,中国也位居世界第一。2019年,中国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达2.64万亿美元。排在中国之后的美国为2.50万亿美元。   在进口方面,中国暂时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2019年,中国进口总额相当于美国的80.5%。   就资本流入流出的规模而言,直到约20年前,中国的成就还不怎么起眼。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就当年和累计外国直接投资而言,美国曾经是无可争议的领导者。   2000年底,美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3.14万亿美元(占所有国家累计对外投资总额的42.1%)。而当时中国的这一指标为278亿美元(不到全球总量的0.4%)。   2016年,美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7.60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29.1%),中国的该指标则是1.28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4.9%)。也就是说,在2000年至2016年期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增加了1.4倍,而中国增加了45倍!中美之间的差距正在迅速拉近。   中国吸引外资冠全球   现在来看一下外国直接投资形式的资本输入情况。2019年,美国该指标为2462.2亿美元,中国为1412.3亿美元。   联合国贸发会议在2021年初更新了数据。2019年,美国的资本输入额为2510亿美元,中国内地为1400亿美元。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了2020年资本输入的初步统计数据:美国资本输入额是1340亿美元,比上一年减少1170亿美元,降幅46.6%。中国的资本输入额为163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230亿美元,增幅为16.4%。在外国直接投资形式的年度资本输入额方面,中国首次超过美国。   美国吸引的外国投资额在2016年触及顶峰,达到4720亿美元,而当年中国吸引的外国投资额为1340亿美元。从那以后,对中国的投资持续增长,而对美国的投资却减少了。随后,在2020年,在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危机形势下,中国超越了竞争对手。   在外资流入方面,中国跃居世界第一,这件事相当具有象征意义。   许多专家认为,中国正在变成吸引世界各地资本的磁石,成为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绿洲——一个仍然有望令资本获利的地方。   中国吸引力强两大主因   专家们解释了中国极具外资吸引力的两个主要原因。   首先,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更为广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未来两三年的预测证实了这一点: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   其次,去年中国采取了一些放松外资管制的措施。例如,定期缩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范围。2016年,负面清单中有328个行业,现在负面清单包括123个行业。与此同时,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的范围在扩大。去年,该目录中有1108个行业,而现在有1234个。   同时,中国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等各种形式的资本输出。例如,2021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放宽了相关规则,减轻了中国企业向其外国子公司提供贷款的难度。 承印人:環球電視臺 地址: 香港上環幹諾道西20號中英大廈14樓1401室

境外媒体:世界再次进入“博鳌时间”

  参考消息网4月19日报道 4月18日至21日,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世界将再次进入“博鳌时间”。引发境外媒体关注。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4月18日报道,博鳌亚洲论坛年会18日揭幕。这个迈入第20个年头的政经论坛将聚焦后疫情时期的全球格局变化,更清晰地展现中国在国际议题上的声音。   报道称,为期4天的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是今年全球首个以线下会议为主的大型国际会议。考虑到疫情防控及国际旅行限制,年会也以线上线下相结合形式进行。   报道还称,本届论坛年会以“世界大变局:共襄全球治理盛举 合奏一带一路强音”为主题,设置六大板块议题,包括“解读中国”“把握世界变局和亚洲的发展大势”“一带一路合作”“拥抱产业变革”“与新技术共舞”和“共享发展”。   据介绍,“解读中国”和“一带一路合作”是应各方普遍希望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而新增的板块。   报道表示,今年年会既有双循环和金融开放等中国发展议题,也有数字货币、老龄化和新冠疫苗等国际关注的课题。   报道指出,博鳌亚洲论坛被视为观察中国对外策略的风向标。   报道注意到,疫后首次在线下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采取最高规格防疫措施。   另据台湾东森新闻网4月18日报道,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4月18日至21日在海南博鳌举办,是今年全球首个以线下为主的大型国际会议,参会人员须施打完新冠疫苗,或持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入海南。   海南省新闻发布会透露,今年博鳌年会注册线下参会人数为4128人,与2019年相比基本持平,在线下参会代表中,有省部级(含央企)负责人约82人,来自35个国家的驻华使领馆官员约60人,中外企业领袖130余人。   对于今年博鳌的两岸元素,国台办发言人表示,由于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台湾方面出席的嘉宾较以往减少,这并不妨碍两岸工商界通过这个平台获取信息,开展交流。发言人强调,两岸经济合作发展有很多渠道、很多方式,不会仅因为这次论坛没有台湾方面的代表团参加就会受到影响。 承印人:環球電視臺 地址: 香港上環幹諾道西20號中英大廈14樓14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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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尼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全球合伙人贺晓青:看好中国民族品牌快速崛起

  日前,科尔尼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全球合伙人贺晓青围绕国潮品牌兴起、消费行业趋势等热点话题,接受了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针对“消费升级”与“消费降级”的讨论,贺晓青举例说,去年上半年,一些100元至200元档位的运动鞋比较热销,主要原因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消费者趋于保守。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去年中国消费者的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出现阶段性下滑。不过,目前中国消费市场已经出现比较明显的“消费回流”趋势,尤其是高端消费品快速增长,预计今年消费将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占据更大比重。   疫情之下,消费行业出现了数字化程度加深、更关注健康生活、青睐现代生活方式等亮点。贺晓青认为,这些趋势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出现。比如过去几年,包装食品饮料增长较慢,但健康饮料增长较快。受疫情影响,这些趋势表现得更加明显。   对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任务正在变得更加紧迫,同时整体呈现出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型的趋势。例如,OEM企业转向品牌建设;本土企业加大创新,从跟跑转向领跑;等等。   未来3年到5年,科尔尼公司非常看好中国消费品行业民族品牌崛起带来的投资机会。一方面,公司调研发现,年轻一代的消费者更有民族自豪感,国潮品牌的兴起就是一个例证;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愈加成熟,更有竞争力。   贺晓青还表示,本土企业在社交媒体营销、市场决策等方面更有优势,但民族品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还需要更加关注产品力。消费品行业本土品牌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营销能力、产品力、渠道建设3个方面,虽然各个细分市场各有侧重,但缺一不可。   贺晓青认为,近年来,零售行业的跨国公司正逐渐改变对中国的定位。具体来说,七八年前的定位是“Globle for China”(全球产品销往中国市场),后来开始转向“China...